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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轮(1907-1991)，黄埔五期生。红军时期三次入党的坚强战士，抗战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因处理冀东暴动失策而去职，解放战争初期为陈毅的参谋长，泗县战役失利后转任纵队司令，擅长阵地攻防，被敌人誉为“排炮不动，必是十纵”。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文名：宋时轮
外文名：宋际尧
出生地：湖南省醴陵县
出生日期：1907年
逝世日期：1991年
职业：军人
宋时轮，原名宋际尧，别名宋之光。2025-08-03生于湖南省醴陵北乡黄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921年入醴陵县立中学读书，后因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1923年到长沙半工半读。同年冬入军阀吴佩孚的军官教导团，因不堪虐待，逃回长沙。
2025-08-03，宋时轮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试，经过21日的复试，顺利被黄埔军校录取。为表达革命的决心，赶上时代发展的车轮，他由宋际尧改名为宋时轮。
入校后，宋时轮的军事训练各项科目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就在他满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学员时，不幸染上了疟疾，加上脚气病发作，他只好在广州东山医院住院半年多。期间，宋时轮经张一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病愈出院后，因缺课太多，军校决定将宋时轮转入第六期，编在第一团第四营（营长陈明仁）第十六连。1927年1月，部队驻防广东东莞圩时，宋时轮由张庆孚（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反共“清党”。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与上海遥相呼应，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先后扣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分子100余人。宋时轮作为“共党嫌疑”，也于这一天被捕，关进了广州珠江南岸南石头惩戒场。在监狱，国民党正式审讯了宋时轮3次，每一次的结果都令国民党当局大失所望，因为没有丝毫的证据证明宋时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即便如此，国民党当局还是以涉共嫌疑，判处宋时轮等1年徒刑。
1929年4月，经党员廖益通找保人担保，宋时轮被释放。他很快离开广州，乘船去香港，并在香港接转组织关系，等候分配工作。真是无巧不成书，到香港后，他在住地附近巧遇旧日同学李适生。李适生一定要拉宋时轮去广西张发奎的部队谋职，态度十分坚决，二人发生了争执，气氛非常紧张。宋时轮怕节外生枝，无法脱身，没等在香港办妥组织关系接转，即于当日晚搭船去了上海。由于人生地疏，虽经多方努力、到处探询，宋时轮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尽管他省吃俭用，仍然沦落到无钱吃饭的境地。无奈之下，他只好捉笔为当时的上海街头小报写报屁股文章，换取微薄收入糊口。后来，他离开上海到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继续寻找党组织，均无结果，只好返回家乡醴陵，哥哥宋方桂十分气愤地说：“家里供你上学，是希望你有个出息，谁知你读了一肚子书，不仅不能养家，还尽给家里惹事，你是个败家的崽！我要报官抓你！”兄弟二人互不相让，恶言相向。宋时轮气急了，随手抄起身边的条凳子将宋方桂打倒，冲出家门，父亲宋名德见状十分着急，紧紧跟在后面追赶。宋名德追上宋时轮后，望着儿子瘦弱的身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紧紧拉住儿子的手，塞给儿子几块钱，含泪喃喃地说：“我知道留不住你，希望你自己保重”。1929年秋，在湖南醴陵、浏阳、攸县和江西萍乡一带，活跃着一支打白匪、杀土豪，令军阀颇感头痛的队伍——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宋时轮回忆创建游击队的经过时曾写道：“经过艰苦宣传，组织成了黑杀队（游击队），最多时37人，辗转活动于萍乡、浏阳、醴陵、攸县边界地区。”这支队伍在化名“张司令”的宋时轮的指挥下，不断组织发动穷苦群众惩戒恶势力，使贫穷的农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把许多穷苦的农民兄弟吸引到了党的周围。秋末，宋时轮旧疾复发，双腿肿痛不能行走，游击队员用担架抬着他在姚家坝牛形岭一带活动。有一次，为了躲避还乡团的搜捕，游击队员只好把他藏在山上的一棵樟树上。时近中午，一群荷枪实弹的还乡团在树下抽烟、聊天。树上的宋时轮动也不敢动。对这件事，宋时轮很憋气。他在晚年时回忆说：“我要是身体好，能动弹，早就把他们干掉了。”
后来，由于病重，宋时轮来到已成立苏区政权的江西省莲花县医治。因为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1930年初，宋时轮在养病中，经贺碧如介绍，重新入党，并担任莲花县军事部部长。同时，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编入红军第六军。
1930年初春，宋时轮任中共湘东南特委委员、湘东南游击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后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翌年春，他遵照上级命令，率领红军学校的全体干部、学员进入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被改编为红军总司令部教导总队，宋时轮任总队长。1931年3月，宋时轮调到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十五军任参谋长。同年10月，红三十五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宋时轮任该师参谋长，翌年6月任该师师长。1932年7月下旬，独立第三、第六师合并，编为江西军区第二十一军，宋时轮任参谋长兼六十一师师长。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急剧发展，宋时轮在一段时间里受到影响。他在红三十五军时，就有人提出他有“AB团”嫌疑的问题。为此，他向军长、政委详细汇报了入狱、入党和1929年拉游击队以及到红军部队之后的全部经历。最后，他坚定地说：“1926年，我虽然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党，但那是履行每一个入伍生的手续，我自入狱之后即同国民党的组织脱离了一切关系，除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外，没有再加入任何组织，我绝对不是‘AB团’。”为避免斗争扩大化，红三十五军军委当年对宋时轮所谓的“AB团”问题，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1932年10月，陈毅推荐宋时轮到红二十二军任参谋长。此时，有人再次提出宋时轮有“AB团”嫌疑的问题，致使其未能到职。
红二十一、红二十二军是江西军区的所属部队，作为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听到有人传播有关宋时轮的消息之后，首先听取了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李井泉关于宋时轮问题调查的情况汇报。尔后，他又亲自找宋时轮谈话。陈毅认为：对革命队伍的同志，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怀疑态度是极其错误的。他召集江西军区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蔡会文及李井泉商量，提出：对宋时轮的怀疑是错误的，江西军区经过调查之后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向方面军报告。江西军区调查后的结论是：“1931年，宋时轮确被人怀疑和乱供过，但是组织并未轻信，今天应当宣布这是冤屈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由陈毅推荐，调宋时轮任江西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由于军区参谋长郭天民要去红军学校学习，陈毅、李富春敦请朱德、周恩来要宋时轮尽快到职。2025-08-03，宋时轮匆匆赶到江西军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宋时轮受伤，留医江西军区。伤愈后，他几次向陈毅请求去红军大学学习，得到批准。
1934年初春，宋时轮踏进了红军大学的校门。红军大学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4个科，宋时轮被编到上级参谋科。一个多月后，红军大学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规定，组织学员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宋时轮负责挑，另一个学员负责上泥。负责上泥的学员，每担都装得很满，并且逐担增加。连泥带水挑了几担之后，宋时轮对上泥的学员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结果，下一担装的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时轮直犟的脾气引发了，他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苦工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搞？”回到红大，负责上泥的学员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立即开“斗争”会。宋时轮在会上复述自己的原话，双方争执不休。党小组的其他学员因为不了解事情真相，随声附和说:宋时轮不接受党小组的批评。最后，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R嫌疑”等原因，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3个月”的处分。
宋时轮被开除党籍一个月之后，鉴于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红大决定将他从上级参谋科转到上级指挥科学习。不久，宋时轮在考试中又取得优异成绩，红大决定调他担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前，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1935年9月上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分裂，于9日夜出发北上。由于时间仓促，宋时轮事先没有得到北上的通知。第二天早起，他发现红军全部转移，立即自动追赶中央红军。毛泽东见到他的时候说：“宋时轮你来了，好！”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胜利到达吴起镇。很快，毛泽东和彭德怀到红十五军团驻地看望军团领导。为了向中央红军学习，军团领导请求毛泽东，由中央红军派一些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不久，毛泽东找宋时轮谈话，要他出任红十五军团作战科长，协助参谋长主管部队作战。宋时轮带着委屈表态说：“红十五军团刚刚组建不久，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多，司令部作战科是部队的核心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至今没有予以恢复的非党干部去是否合适？”毛泽东接着说：“用人之长是组织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请你服从组织安排，愉快地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由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宋时轮再次入党。
